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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贵松教授商榷

2018-11-29 23:35:30
——与王贵松教授商议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展开了“大家拍小偷,携手保平安”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王贵松教授为此撰文称“街拍小偷”不可以作为处罚根据,但是笔者认为王教授的观点有待商榷,笔者认为,“街拍小偷”可以作为对嫌疑人进行处罚的证据。

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或向国家举报这种危害行为,以免使自己成为这种行为的潜在受害者。

“小偷小摸”的社会危害性看似不大,但却具有多发性、普遍性从而对群众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例如钱包被盗,可能里面只有银行卡、身份证和少许的现金,失主的损失似乎不大,但是补办身份证、银行卡却费时费力,给失主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有的窃贼还可能利用银行审查不严的缺陷,用失主的身份证将失主银行卡内的现金“洗劫一空”,给失主造成损失。

可以说,“小偷小摸”、扒窃这种行径为广大大众所痛恨,但是由于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社会风气不正、道德滑坡等缘由,很多现场的群众对此也是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以免遭受报复。

现实中,当场制止违法行为而遭受惨烈报复的案件不在少数,正如王教授所说:“于盗窃行为而言,缺乏街拍信息往往就没法判断是否为违法嫌疑人所为。

由于偷窃行为一般具有瞬间性,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发生,街拍信息就有固定进程的作用。

警方不接受这一信息,往往就在证据链条上缺少了关键的一环。

”因此,公民将偷盗进程拍摄后再向警方举报则是一种既保护本身安全又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的最优选择。

南宁警方展开的“大家拍小偷,携手保平安”活动,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警方对行政处罚和刑事侦查中调查取证权的委托和转让,可以认为是警方对公民行使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这一权利的提醒和倡导。

在证据认定上,不能一概否定“街拍小偷”的证明力。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市民所拍摄“小偷小摸”、扒窃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对嫌疑人进行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定案根据,需要警方或法官结合被害人陈述、嫌疑人供述等材料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方面予以审查后作出认定。

如果该视听资料经过审查或质证,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方面符合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如郑州的闪志强用DV所拍摄的一些偷盗过程的视听资料,就成为警方定案的根据之一。

如一些地方的警方通过悬赏目击证人而获得的相关资料,也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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